他是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队长，伙同两名团长，率领两千人叛党
1940年12月，在豫皖苏边区驻扎的我党新四军第六支队内部，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党的叛变事件，第六支队的一名总队长伙同两名团长，在扣押了支队干部之后，率领所部两千余人公然叛党，投靠当时正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打击的国民党反动派。
这就是在当时全党上下高度关注的“耿、吴、刘叛变事件”。
事件的起因，还要从这三人的出身说起
一、叛变的动因
耿，即是当时我党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的队长耿蕴斋，此人并非是和许多同级干部一样从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就跟随我党的老干部。
原本他在抗日战争前夕，是国民党驻肖县的区长。
抗日战争打响后，肖县沦陷，耿蕴斋于是便在当地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由于自己曾经是当地的高官，得到百姓信任，他的队伍也很快扩展到数百人，在整个区域的抗日武装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当时我党正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力图不看出身背景，力图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虽然耿蕴斋曾经出身地主，还当过国民党的官员，但是仍旧被我党收编，任命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长。
但是耿蕴斋在这个职务上想的并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打击日寇的工作，反而仍旧一副国民党官僚做派，一直在琢磨怎么升官，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的叛变行为。
时间到了1940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所以双方都开始腾出手对我党进行系统打击，在日占区，日寇频繁开展扫荡工作；
而在国民党反动派也积极展开对我党抗日根据地的打击。
当年十一月，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和李宗仁联名向新四军高层施压，要求新四军将全部兵力运往黄河以北。
我党高层当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要搞破坏，于是为了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调整。
而这其中的调整，便有将耿蕴斋编入第四师，而他本人则升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
然而，这个决定却是整场事件的导火索。
在耿蕴斋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大局势，他也不愿意去体谅上级。他只能看到自己手下原本几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一个营多点了。
这种调整导致了耿蕴斋的极端不满，而他完全没有收敛这种情绪的意思，在命令下达后没多久，他便擅自率领部队离开司令部，回到自己家乡肖县地区，开始与另一位主角吴信荣展开联系。
新四军臂章
吴信荣，同样是当地地主出身，在被我党改编后任第六旅副旅长，他和耿蕴斋一样，一直眼巴巴地盼着旅长的位置。然而终于把旅长盼走之后，组织上却调来了另一个人继任。
这下可把吴信荣气坏了，心想着当年听你们这些人的甜言蜜语投诚了，现在又偷了我的官，这怎么能忍！
于是乎他也开始时常不听指挥，经常率领自己的队伍擅离职守，同时也开始和同样“壮志未酬”的耿蕴斋取得联系。
当时这两个人交往的动向，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中央多次讨论最后做出了不排除二人有叛乱倾向的可能。
然而又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很高声望，如果直接下手恐怕会引起动乱，于是，在十二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总司令彭雪枫给当时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总参谋长黄思沛发去密电，要他立刻动身去劝说耿、吴二人重新归队。
黄思沛
而彭雪枫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劝说，他在向中央请示之后，又一次电告黄思沛要求他前往第十七团驻地告知团长刘子仁，如果劝说无果，可当即出动十七团武力拿下。
可令中央没想到的是，当黄思沛向刘子仁传达上级的指令后，刘子仁当面表示绝对服从，然而在之后他却秘密前往肖县，将上级的意思向耿、吴二人全盘托出。
而刘子仁，便是此次叛乱的第三位主角。
这个刘子仁，虽然和另外两人都是地主出身，但是刘本人曾经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过旅长，后来又追随著名抗日将领鲁雨亭，后被我军收编，在鲁阵亡后，刘继任第一总队总队长。
刘子仁战斗经验丰富且善于谋略，在战斗中十分英勇，还在政委等人的教育下成功入了党。
原本他应该成为一个我党统战工作的模范人物，被后人所纪念，然而，我们前文也提到过，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国民党军汤恩伯部近二十万人就在豫皖苏根据地附近，随时可能会展开大规模进攻。
汤恩伯
在这种压力之下，刘子仁终究还是放弃了抵抗，开始密谋反叛。
而在接到上级要他武力拿下耿、吴时，他便决定要和这二人联手，到时候自己带了这么多人倒戈，肯定能拿到不少的赏赐。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三人的关系逐渐升温，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距离开始计划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
二、计划执行
刘子仁在听闻耿、吴二人在肖县活动之后，趁着政委去总部报告之时，借口打击日伪据点前往肖县，十二月九号，三人在当地会面，共同对叛乱的计划密谋了一天一夜。
关于刘的叛变，当地地委书记李忠道早有意料，也多次给他做过思想工作，但是均已失败告终。
于是，李忠道便将此事上报中央。于是中央又派遣吴芝圃前往当地去作刘的工作。
肯定有人好奇，为何我党面临如此状况我立刻行动而是积极劝说，给人一种软弱的感觉。
要知道，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国军在周围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直接动手，而我党始终坚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方针。
当然，我党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派遣吴芝圃就是第四纵队给三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吴芝圃
12月10日，吴芝圃与干部们在芒砀山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上，刘子仁伪装成一个革命斗士，痛心疾首地说要严惩耿、吴。
但是吴芝圃没有被他的言语所迷惑，故此决定暂时不动用武力。
并且想让刘子仁来请二人前来赴宴，吴芝圃想要再次对二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个请求却在刘子仁耳朵里变了味道，他立刻通知二人，说吴芝圃身边有一位叫做吴守训的神枪手，这次请你们来吃饭就是鸿门宴！
耿、吴二人听罢万分惊恐，于是三人连夜制定计划，最后决定要在吴芝圃动手之前先下手为强。
于是，一场大规模叛乱开始了。
据当时在十七团政治处工作的徐春阳老同志回忆，在当时12月11日凌晨转移驻地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哨卡增多了，还搞不清情况的他紧接着听到几声枪响，然后就是一片混乱。
等到天亮时分，徐春阳发现他所在的二营几干部都被控制了起来，甚至连路过想来拜访刘子仁的肖县独立团政委都被抓了起来。
据老先生回忆，那一整天他们都在愤怒之中讨论着如何应对叛变，同时也对关押他们的士兵表示他们应该和党站在一起，士兵们有些被说动了，但是迫于上级的压力还是不敢释放众人。
在半夜，吴芝圃等一行人被叛乱队伍带着转移到了东曹庄一带，并且在夜里派遣一个加强排和十几名骑兵前来“请”吴芝圃前去谈判。
当时很多人都劝吴芝圃不要前去，如此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但是吴芝圃认为，现在被扣押的大多是红军多年培养的优秀干部，如果自己不去他们的命恐怕也是凶多吉少，自己在这个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如果能用自己的命换回这些青年干部活下去继续发光发热，自己也算是值了！
于是，在夜半，吴芝圃在几乎押送一般的情况下前往叛军主力驻地，面见耿、吴、刘三人。
耿蕴斋
上午十一点左右，吴芝圃来到了三人驻地，在一众部队的“夹道欢迎”之下，吴芝圃见到了耿、吴二人，此时二人正摆酒设宴要宴请吴芝圃，吴芝圃也不含糊，上来就连干几杯，咱虽然身处险境，但是气势上绝不能输！
不出吴芝圃意料，在酒桌上，二人对他百般刁难，吴信荣甚至直接拍桌子对吴芝圃叫喊，表示是党中央在恐吓他们，并非自己叛乱。
吴芝圃面对周遭上膛的枪弹也毫不含糊，直接起身摔杯，回敬道“你们受党的教育多年，党和人民委以重任，让你们保卫人民上阵杀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党和人民的吗？”
这一番话说的耿、吴哑口无言，因为二人并非是真正的土匪，他们为了叛乱的合理合法要把帽子扣到我党头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谈判而不直接将干部们杀掉的原因。
之后，耿蕴斋又转移角度，说他们只是对有些领导不满。
吴芝圃当即表示有不满可以反映，而党中央没有接到你们的反映，看到的只有你们的反叛。
这下二人彻底没话说了，只能支支吾吾不知所云。然而危险远还没有结束，刘子仁在屋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于是他派人进屋，来到二人身边，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赶快把他干掉！”
二人有些不耐烦，回答了声“知道了”就让传话的人退下了。
但此时二人又犯了难，现在干掉一个人很容易，但是之后呢？
他们三个人的实力当个土财主可能没问题，但是新四军在当地还有大批部队，如果现在干掉吴芝圃，到时候人家来报仇，自己不还是玩蛋？他们才不会相信国民党会帮自己撑腰。
刘子仁
于是二人决定暂时离席，到院子里秘密商谈。
就在这时，吴芝圃和李忠道商议，认为耿、吴二人尚有回归的心理，但是刘子仁已经是无可救药，甚至要杀掉他们二人，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在耿吴二人回屋之后，吴芝圃便接着说“既然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那我现在就把你们的意见上报肖县第六旅和独立团，争取避免冲突。”
耿、吴二人内心也不愿意和我党彻底撕破脸，于是便同意了，但是要求吴、李二人之后要当面对质之前鸿门宴的事情。
于是，在告辞之后，吴、李二人成功逃脱，两匹快马一溜烟直奔肖县抗日民主政府而去。
而这边，刘子仁听说自己这俩猪队友把人家放了，顿时大惊失色，立刻派人去追，但是为时已晚。
三、血战突围
于是，刘子仁便决定对自己扣押的那群干部严加管理，并且视为和我党博弈的筹码。
但是这群曾经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岂是那么好对付的？
当时十七团政委蔡泳在向上级报告回归部队后，被刘子仁以开会的名义关押了起来。
根据徐阳春老人的回忆，当时在被关押的房屋里，蔡政委与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且得出结论，这次叛乱不是偶然，而是国民党要迫害我党的前奏，如果被叛军得逞很可能对整个边区的斗争形势有着不可逆的伤害。
蔡泳
于是，大家在蔡政委的领导下，决定一定要给予这群叛军严厉的打击。
蔡泳政委的父亲、叔父都曾经在长征时死在了反动派的枪下，蔡政委决定继承他们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里倒下！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开始了。
在制定好计划后，大家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突然，西屋的灯熄灭了，守卫的士兵过来查看。结果一进屋就被一名干部打到，夺过手中的步枪，此时另外两名同志几个健步冲出大门，将把手大门的机枪手踢到，顺势向周围的卫兵扫射。
据徐阳春老先生回忆，当时他们在屋内大声喊着冲杀，众人冲出大门，前排的几个同志中了枪倒地，后面的同志就跟着冲了出去，在损失了数名同志之后，蔡政委率领同志们在拂晓时分终于摆脱了刘子仁的追击部队，于是立刻开始寻找方向，朝着组织奔去。
这一次突围，虽然最终成功，但是也牺牲了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特派员温治平等十几名同志。
并且还有几名同志因为断后再次被抓住，直到后来我党和刘子仁交涉方才被释放。
四、严惩不贷
在干部团突围之后，来到了第六旅的驻地，旅长饶子健上报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
纵队中央在讨论之后，做出了“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政策，在十三日，即干部团逃脱第二日，电令第五旅第十四团和第六旅第十六团向肖县开进，准备对叛军进行围歼。
三人的叛军部队在我军的打击下几乎被全歼，最终落得个只身逃离的下场。
五、三人最终下场
和他们当时想的一样，国民党并没有对这三支部队给予任何帮助，任凭他们被打垮。
而在叛乱事件结束后，这三个叛徒的下场又如何呢？
在叛乱结束的几个月后，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的沉重打击。
而当时叛乱的三人也被汤恩伯发现，并表示高度赏识，于是耿被授予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任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吴为第三支队长。
耿蕴斋的职位看着很大，但是却没有实权，很快便被刘子仁取而代之。
后来还因为犯了错误被踢了出去，最后曾经的总队长只得回家务农。
吴芝圃
1950年我党在镇压反动派的时候耿蕴斋被捕，最后还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吴芝圃写信他才免得一死，最终1955年病死家中。
吴信荣的结局就要正面很多了，因为之前我党的政策是争取，所以在叛逃后，我党仍然派遣地下人员对他进行劝说，最终在42年开始有所变化。
然而这个变化很快也被国民党特务发现。
于是在1942年春，特务在晚宴上将他毒死。
在他死后，弟弟吴信元继任支队长，并在44年率部起义，此后，吴芝圃还亲自为吴信荣的费穆写墓志铭，题为《吴支队长信荣同志传略》。
而刘子仁则是三人之中最为罪孽深重之人。在49年国军兵败如山倒之时，他却策动一个军反叛，最后逃往四川。
然而最终还是逃不过注定的命运，1949年12月5日他走投无路在巴中被迫“起义”，后被我军送到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51年初，吴芝圃听闻刘子仁在军校，于是派人将他抓捕回河南准备执行死刑。
但是由于他也有起义行为，在重新审理后，1980年决定撤销对刘子仁的死刑判决。
至此，这场当年震惊全党的反叛事件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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